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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，中国绝无负于日本，日本大有愧于中国。八十年前的两千年，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，有造于日本者至大，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，为祸于中国者独深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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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，中国绝无负于日本，日本大有愧于中国。八十年前的两千年，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，有造于日本者至大，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，为祸于中国者独深。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，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，而实以日本所给予者为最多最巨。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，但日本又何尝利?损人害己，徒为第三者制造机会，诚所谓两败俱伤，亲者痛，仇者快! 　　十九世纪中期，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，中日同为遭受侵凌的国家，同面临一新的危机，处境相若，利害相近。以地理的关系，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汹涌巨潮之冲，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，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;以历史的关系，中国有其悠久传统与自得文化，虽不拒人千里，亦不轻于去从。日本情形大异，而最近的中国又作了它的前车，它明白了如何因应。在明治维新前五年，即一八六三(同治二年，日本文久三年)，目光炯锐的李鸿章，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“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，求得英法秘巧，枪炮轮船，渐能制用，遂与英法相为雄长”，备致赞佩之意，毫无嫉忌之情。明治维新之后，他又论到日本“自与西人定约，广购机器兵船，仿制枪炮铁路，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，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”，于钦慕之中实有谅宥。设若日本的自强始终是为了“御侮”，不惟是中国之幸，东亚之荣，世界之福，更是日本的应取之道。然而事实上证明其绝不如是。它明于现势的如何因应，但昧于将来的如何自处。 　　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，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，“日本介居其间，譬如孤城独峙，势将危殆”，俄国尤为可怕，欲“求唇齿之邦于宇内，舍满清殆无有也”，这是正确的看法。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，不作此想，认为中国自“鸦片战争以后，政治仍然不整，内有长发(太平军)之扰，外被英法之侵(一八五八—一八六○年英法联军之役)。……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，以今日之形势论，宜先出师，取清之一省，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，内以增日本之势力，外以昭武勇于宇内。……清人与日本人异，苟兵力足以制其民，则无不帖然从服”。其视中国为如何，及其居心为如何，昭然若揭。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。但并未全如其打算，内忧外患的中国，固予以可乘之机，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国人民“帖然从服”，先发亦未能制人，终且为人所制。甲午战前，尚系伺隙而动，乘危侵凌，甲午战后，狰狞面目已露，民初以来，变本加厉，投降前的十五年，则等于疯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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